对经济社会事业和文明的重要贡献——— 



　　中国“民工潮”的正面作用、巨大贡献及其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，同大包干一样，先由群众创造，后为“三农”问题的专家、学者所肯定，进而得到了党中央领导人的认可，并且针对新的情况和问题，提出新的要求和相应对策。不少媒体也为之弘扬，“动之于情，晓之以理”。现在无论是农民工的输出地、输入地的各级领导干部乃至广大群众，对这一新生事物，从自身的实践过程和切身利益的感受，有所认识，有所理解，正在改善管理，加强服务，这一变化来之不易。随着中共十六大精神的深入学习和贯彻，实践将会更为有力地证明：

（一）外出打工开拓了现阶段我国农民就业和增收的主渠道。国家统计局的农村住户调查资料显示，农民收入的增长来自劳务报酬的增长呈现逐年大幅度增长态势，许多地方，把它列为劳务经济目标考核。2000年，全国农民的工资性劳务报酬占其纯收入的比重已达到31．1％，比1985年上升13个百分点。其中打工收入为240元，已占农民纯收入的10．7％。1999年，安徽省农民外出打工收入217亿元，超过了当年全省174．3亿元的地方财政收入；同年，安徽省人均劳务收入达431．6元，占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2．7％。预计今年外出打工收入300多亿元。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民人均现金收入934．4元，比上年同期增长10．8％，其中劳务工资收入335．9元，对现金收入的贡献率为72％。在家庭经营收入尤其是农业收入绝对减少，乡镇企业仍处于恢复性增长的时期，外出打工在解决农民就业和增加农民收入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外出打工仔、打工妹“一年土，二年洋，三年盖上新楼房”，“一户打工，带动一村；外出一人，致富一家”已成为许多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重要途径。

同时，外出打工减缓了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。因为收入差距是人口流动的诱因，人口流动是配置劳动力资源、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，又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。

（二）“民工潮”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，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。按照我国现有的耕作与经济发展水平计算，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大约在2．7亿人左右，乡镇企业和城市二三产业已吸纳“农民工”约1．2亿人，还有1．5亿劳动力需要从农业中转移出来。将农业中大量存在“零值农业劳动力”转移到二三产业就业，不会减少农业产出量，却可以带来国民经济产出量的增长，劳动力在部门间转移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推动力。从1980年到2000年，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从30．4％降到15．9％；就业结构中第一产业从68．7％降到50％，第二产业从18．3％上升到22．5％，第三产业从13．0％上升到27．5％；市镇总人口从19．4％上升到30．8％。世界银行等机构研究证明，劳动力由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的重新配置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大约为16％到20％。有学者估计，劳动力流动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年平均9．2％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为16．3％，在今后的30年里，如果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迁移的种种障碍能逐渐被清除，劳动力在部门间转移可为每年经济增长率贡献2到3个百分点。

大批廉价劳动力的充分供给，促进了我国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发展。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，港台资本纷纷将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转移到广东、福建等沿海省区，“民工潮”实现了港台资本、沿海地区的土地和中西部地区大量廉价劳动力的相互结合，创造出极大的生产力。加入WTO以后，我国参与国际分工最大优势还是劳动力资源，价格低廉，因而，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品生产，并积极争取扩大出口是我国今后很长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基本策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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